我的香港20年x2(2006年)

2006年,年底我轉到新成立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工作,這個組織由包括何俊仁、劉慧卿、杜耀明、莊耀洸、張耀良、關尚義(John Clancey)、黃瑞紅等人成立,當時「維權律師」這個名稱還是很少人用,維權律師在那個時候還是很少人關注,在香港更是很少人知道,我剛在中大讀完法律與公共事務社會科學碩士,很想從事和人權和法律有關的工作,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我當時深切地覺得香港人需要多明白中國大陸的情況,在這「一國兩制」的制度下,不知己知彼,如何能應對中國政府對香港的影響?當時機構剛成立,相信關注組的執委也很難找到合適人選,所以我就那樣開始了關注維權律師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仍感激能有機會曾在關注組工作,大大增加了我對中國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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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香港20年x2(2005年)

2005年,我在勞工團體工作第二年,每天看中國勞工的新聞,對中國的問題了解多了一點,工作上也有和亞洲和其他國家的勞工組織聯絡,看了一點亞洲其他國家的勞工權益,香港工廠北移後,香港勞工的問題,變成特別關注清潔工人、飲食業工人、建築業工人等等出現越來越多「散工」的問題,這是我當時聽其他勞工團體向國際工會、勞工團體和中國工人介紹的情況,現在已十多年沒有再跟進了解勞工問題,只再在看新聞報導中了解現在的勞工問題。記得當時還經常看台灣的「苦勞網」。勞工權益在現在這個喜歡爭取FB曝光率(不單是Like,Share也變成重要指標)的年代,很難引起關注。回想那些年在勞工團體的工作,明白關心基層十分重要。將來有機會,希望能再有機會參與關注勞工和基層的工作。

我的香港20年x2(2004年)

2004年,我在年中的時候,決定不再當記者,轉到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工作,有此想法是由於在採訪期間看到各種與人權有關的問題,令我想到除了報導以外,還有甚麼可以做,年輕就是敢嘗試,就這樣開始了NGO工作的生涯。第一份NGO工作在勞工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每天看中國各種勞工新聞:國企改制被買斷工齡的工人;每天身處危險工作的礦工;台商港商開設的工廠經常被報導指拖欠工資、長工時等等,最深刻印象是寶石加工廠工人,工人因為只獲提供一個口罩,其他職業安全設施欠奉,得了矽肺病,這是不治之症,肺部被打磨的細小寶石灰塵填滿,還有在電池廠工作的工作也因為工廠職業安全設備很差而有鎘超標的情況,相隔十多年,工人受苦的樣子仍然歷歷在目,還有因爸媽到城裡打工而留在農村的留守兒童⋯⋯問題數之不盡。這些跟香港有關嗎?正因為當時珠江三角洲的工廠林立,而很多都是港資加工廠,港商經常為考慮減少成本,很多連勞動法最低要求的標準也不遵守。這些經驗令我更想進一步了解各種地區性的人權問題。

我的香港20年x2(2003年)

2003年,我離開南華早報,轉到天主教亞洲通訊社(天亞社 Union of Catholic Asian News [UCAN])工作,這一年看見的事情很多,認識和接觸以往很少了解的範疇。除了各式各樣以往很少接觸的中國、香港、澳門和台灣教會新聞和中國的宗教自由外,沙士肆虐令香港人十分恐慌,2003年香港七一大遊行也是畢生難忘,當時要在現場採訪,站在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那邊,人數眾多,結果等了四個小時左右才能出發,那一天採訪的參加者當中甚至有公務員,大家擔心香港政府強推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令香港人失去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基本權利,當日烈日當空,沒有人強烈投訴幾十萬人上街是阻街,記得當時通訊社曼谷總部同事讚揚香港人遊行秩序良好,遊行後寫稿也感到當時採訪的遊行人士為香港的情況感到憂心,當時才回歸六年,大家都沒想到那麼快就要面對想那麼多大問題,這跟以前殖民統治時代香港人普遍政治冷感完全不一樣。

我的香港20年x2(2002年)

2002年,我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當法庭記者,主要到裁判法院採訪新聞,跟SCMP其他法庭記者學習,也跟其他報紙在裁判法院的記者認識,有些成了好朋友,雖然現在多年後各有各忙,沒有再聯絡,但還記得當年每天到東院法院或九龍城法院看有甚麼值得報導的新聞,除了一些很明顯需要報導的重要案件,我其實平常覺得很難判斷南早想要報導的法庭新聞。那一年有幾個比較重要的新聞在東區法院和當年還在的西區法院,包括梁國雄長毛等「四五行動」示威的案件、謝廷鋒撞車頂包案等等。我的法庭新聞報導只是很一般(希望不是超爛😝),但明白了一點審訊程序,這些知識至少對我了解香港司法制度仍很有幫助。

我的香港20年x2(2001年)

2001年,我在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當實習記者,每兩個月左右到不同的部門實習,包括:財經、中國、港聞、政治、法庭、特寫和評論,那一年學了很多,從各種錯誤和困難中學習當一名記者,要學的實在太多,時間實在太少。最深印像是我在完成財經版的實習後到中國版實習,在財經版最後一天走到中國版向當時中國版的編輯林和立先生(Willy Lam)報到,告訴他我之後的星期一會到中國版實習,結果星期一早上卻是當時的總編輯Robert Keatley向我們宣佈中國版編輯Willy Lam離職,我和不少同事都十分驚訝,我想不到我到中國版第一天會是這個情況,那一次是我第一次跟Willy打招呼,竟然也是我在南早的時候最後一次見到他。直到前幾年,我在Willy的新書發佈會上再見到他,我跟他提到當年的情況,他當然記不起當年我這位實習記者,他謙謙君子,沒有對當年突然離職說甚麼,但自此我在不同關於中國的研討會和其他場合碰見他,現在還感覺很榮幸有機會再和他聯繫,有時候大家對中國問題交換意見。

我的香港20年x2(2000年)

2000年,在英國Midland的Sheffield讀新聞。第一個學期讀廣播,大部份時間在學寫簡短的新聞錄音script,另外學傳媒法和傳媒與社會學。每天看BBC和Channel 4,學期末要預備一份幾分鐘的新聞或新聞專題特寫的錄音,我對英國時事和社會新聞很陌生,選擇了自己比較熟悉的題材,決定訪問一些當地廚師,問問他們對亞洲口味的美食融入英國食品的看法,第一次做採訪,很緊張,但因為是錄音,所以錄長一點,再數碼剪接,感覺還好,是很不錯的經驗。後來讀電視新聞的同學因為要做期末project,有一位英國同學採訪了我來做他的功課。他第一個問題就問:「你覺得香港回歸中國三年,有甚麼變化?」我當時說了臨時立法會和居港權問題等等。然後他再問:「是否覺得回歸後比以前英國統治差了?」我當時回答說,在制度上暫時沒大改變,法院還是司法獨立,不過像英治時代,沒有全面的民主。他馬上再追問:「那你的意思是否希望香港再繼續由英國統治。」不知道是否我對政治太冷淡,但這大英帝國的思維真令我忍不住笑出來,我說:「我們香港人不能自己管理我們的地方嗎?」他馬上很沒趣地結束了採訪。因為感覺自己不是做傳播媒體(broadcast journalism)材料,下學期我轉了讀新聞寫作和Print Journalism,復活節假期甚至跑到倫敦在金融時報的FT.com當實習生,兩個星期都是寫關於歐羅對美元的disparity,然後有資深的記者修改,雖然自覺寫得很差,但同事都很願意教導,回到Sheffield後開始為期末的新聞寫作作業煩惱,寫十篇關於Sheffield的報導,我著實不懂怎麼寫,在Sheffield最後的一兩個月確實過得很糊塗,很迷失,亂寫一堆作業,胡亂交了之後,開始在想讀完之後可以幹甚麼,既然讀英文新聞,最後報名申請了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的cadetship,回港後竟然僥倖獲得interview機會,最後獲聘用,開始了在南華早報當實習記者的生活。

我的香港20年x2(1999)

1999年夏天,我從香港大學畢業,比我們早一年畢業的剛好碰到亞洲金融風暴,記得當時聽見一位讀工程的師兄說,他寄了60多封求職信,過了好幾個月才有見工的機會,我們畢業那一年好像好一點,但也是挺多同學找工作找了挺久的,我們文學院的不少都當了老師,但我感覺自己不是當老師的材料,也只想找一份可以寫東西的工作。在香港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能找到的寫作工作,那大概都只是初級的港聞記者,我當時有申請了明報和東方日報港聞版,在等待interview機會的期間,也申請了讀MPhil,明報和東方日報都有讓我interview,大概我見工的表現應該還算可以,僥倖地都有得到他們的offer,就在決定要到哪一家報社工作的時候,跟了幾位同學去了英國大學招生的展覽,以為只是去看看,結果也是有興趣了解一下讀碩士的情況,到了University of Warwick的攤位,介紹課程的人很熱情,我看了一個叫Master of Arts in Creative Industries的挺有趣,問了一下,報名了,那介紹的人再跟我談了一會,知道我對新聞行業有興趣,結果又推薦了我報名University of Sheffield和University of Wales, Cardiff的新聞學碩士學位,結果三個報名都僥倖收了,到了這個時候我才告訴我爸媽,確實很任性,但最後爸媽也支持了我到英國留學的決定。當時看見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School of Journalism的院長是英國著名報章The Observer的前總編輯,最後決定到Sheffield。當時九月要去英國,沒在港大參加畢業典禮,避過近距離見當年的老懵董特首董建華🤣

我的香港20年x2(1998年)

1998年夏天,在港大剛讀完Year Two,和一些相熟的同學有時候會談談想做甚麼工作,或者繼續讀書。大部份時間在看一些感覺看懂,但又不是很懂的文學理論和文化理論,受看到一些Postmodernism和Deconstruction思想的影響,感覺反正任何人都走不出意識形態的圈圈,我們這些又不是專業學位的學生,將來做甚麼根本沒所謂。當時最熱心批評的不是政府政策和因中共操控下只有所謂的臨時立法會,而是好像自我感覺良好地笑其他人看不清我們自己只不過是這個社會文化的產物。深醉於虛無的理論,不感興趣談論現實的事。大概,1998年那一年就是在這樣的感覺中渡過。

我的香港二十年x2 (1997年)

1997年,我剛好20歲,大學Year Two,那年大部時間在港大Main Building和Main Library前的cafe渡過。還記得當年剛剛要決定major,因為Year One時English Literature同Comparative Literature成績尚可,所以最後決定Double major Literature in English和Comparative Literature,如沒有記錯,當年Year Two選修的包括:Literature in English選了Shakespeare: Intensive study of King Lear、The East –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ism、Meaning and Metaphor、Contemporary English Drama,Comparative Literature則選了Film Culture和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大部分時間都是lecture後和個別相熟的同學到Main Library前的cafe討論(其實大多是我聽他們討論😅,我間中發表一下我從lecture中所理解到的,但多是亂說一堆的謬論,我吹水能力不弱😁)。這一年還有甚麼記得的事?🤔⋯⋯其實,香港的所謂「回歸」,除了沉悶的新聞,我真的沒多大感覺。1997年,我大概就是那樣過了。